如果阅读是一种信仰，出版人便是相信与传递信仰的人。今天这篇文章中的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戈特利布一定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如果你恰巧读过V.S.奈保尔、多丽丝·莱辛、约瑟夫·海勒、鲍勃·迪伦的书，那么，你离这位传奇出版人其实并不遥远。
作为藏身于作品与作者背后的文学编辑/出版人，戈特利布常年游走于严肃文学与大众读物之间，为普通读者带来一部部畅销书，也为口味刁钻的书虫们发掘过许多优秀的严肃小众文学作品，被戏称为“出版锦鲤”。
在当代出版界，戈特利布早已被公认是麦克斯·珀金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的编辑）之后，美国最伟大的文学编辑。
罗伯特·戈特利布
从1955年进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担任编辑助理开始，罗伯特·戈特利布先后担任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总编辑、克瑙夫出版社总编辑、《纽约客》主编，并在70岁之龄出任比尔·克林顿回忆录《我的生活》责任编辑。今天，已经89岁高龄的戈特利布仍在等待85岁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卡洛完成他的巨著《林登·约翰逊传》第五卷，希望成为他编辑生涯压轴之作。
在他最新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戈特利布自幼养成的阅读习惯对他的职业发展何其重要，也在书中的众多编辑案例和轶事中，感知他的勤奋、丰富、激情、专业主义和服务精神。戈特利布横跨两个世纪的出版和写作生涯，不仅是美国出版业的传奇，也是让全世界出版业从业者深受启发、让读者大开眼界的财富。
《我信仰阅读》
[美] 罗伯特·戈特利布 著
彭伦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9月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在新书发布之际，我们特地邀请到本书的译者彭伦（他也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人、文学经纪人和编辑）为大家揭开他眼中的戈特利布。同为出版业从业者，彭伦深知文学编辑的苦与乐，也知晓隐藏在戈特利布“光辉岁月”背后的，是琐碎枯燥的漫长做书过程与做书者不变的阅读信仰。作者 | 彭伦
来源 | 新京报书评周刊
从2004年我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开始广泛接触国际出版界以来，罗伯特·戈特利布这个名字就时不时在我眼前晃。2005年、2006年翻译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那一阵子，贝内特·瑟夫写到兰登书屋在1960年代收购克瑙夫出版社后，因为该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克瑙夫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他们从西蒙-舒斯特挖来罗伯特·戈特利布和他的两个搭档接管克瑙夫出版社。“戈特利布是一位非常强势、有魅力的出版人，熟悉自己的业务。”贝内特·瑟夫说。2008年，我出版英国出版人汤姆·麦奇勒回忆录《出版人》时，又在书中看到麦奇勒每年去美国拜访出版社，总是住在戈特利布家里。他这样描述：“办公室里的他过于情绪激动，显得有点疯狂，又有点无情。当然，他手下有一帮人。他装作很尊重他们，实际上却是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在美国出版人迈克尔·科达的回忆录《因缘际会》中，在讲述二十世纪美国出版史的《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一书中，也有都大段讲述戈特利布的内容。罗伯特·戈特利布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开始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在美国出版界，罗伯特·戈特利布被公认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编辑。从24岁那年（1955年）进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担任编辑助理开始，戈特利布在短短十年间以编辑出版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震动美国文学出版界，并在出版社内部复杂的人事纷争中一路升到总编辑；36岁那年，他带领两个亲密搭档，突然宣布跳槽克瑙夫出版社，出任总编辑，用二十年时间把原本以精美装帧著称、以出版翻译文学见长但缺乏活力的克瑙夫出版社塑造成美国文学出版社的标杆；56岁时，他又接替做了一辈子《纽约客》主编的威廉·肖恩，接手这份美国最富盛名的文化杂志，再次成为报纸头版新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出版生涯超过六十年的传奇出版人，除了在1994年接受了《巴黎评论》的长篇访谈，我始终找不到他谈论自己的文章和书，直到2016年，他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出版。其实，戈特利布写回忆录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意外。因为他一直抗拒写回忆录。2011年，戈特利布在接受《上海书评》的盛韵采访时说，他一直觉得“编辑的自传往往充满自吹自擂，此外，我觉得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事儿都很私人化，应该保持私密性，不宜公之于众。”正是因为这一印象，曾经渴望有朝一日能出版戈特利布回忆录的我，一时打消了念头，以至于2015年有欧洲书探朋友告诉我戈特利布回忆录即将出版的消息，我竟没有回过神来。等到书正式出版，英美报刊陆续刊登书评时，中信大方率先签下中文版权。没想到中信大方又找到我翻译这本书，也算是一种缘分。在《我信仰阅读》前言中，戈特利布坦言，他写回忆录是“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我想澄清一些事实，我想谈谈编辑、出版乃至我自己——我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幸亏他改变了主意，我们因此得以从他本人的角度，看到美国文学出版史上许多名著、畅销书诞生的始末，某些有争议的事件背后他的解释。罗伯特·戈特利布于1931年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从底层奋斗成才的律师。戈特利布是家中独子，从小不爱运动，只爱读书、听广播，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书名原文Avid Reader，正是“嗜读者”的意思。他嗜读的程度非一般人可比：到高中阶段，他好像得了阅读强迫症，疯狂地跟踪畅销书排行榜，上榜的每一本书，每一匹黑马，都要找来读。每天晚上必须读完一本新书才罢休。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一个疯狂之举是一连七天不出房门读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在剑桥大学留学时，他通宵达旦地狂读书，用一个月时间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读完。这种快速而广泛的阅读，为他日后成为美国头号文学编辑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一般来说，一个编辑因为个人兴趣、精力和知识结构，出版的图书往往局限在少数领域，有人主要编辑小说，有人专攻传记、非虚构，即便是麦克斯·珀金斯这样的超级编辑，大部分作者都是文学小说家、通俗小说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然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编辑能像戈特利布那样拥有类型如此广泛的作者：从最好的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多丽丝·莱辛、托尼·莫里森、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安东尼·伯吉斯，到最好的科学惊悚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从超级歌手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到超级影星凯瑟琳·赫本、劳伦·白考尔，从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到传记作家罗伯特·卡洛，从热门电视节目衍生出来的心灵励志书“猪小姐的生活指南”、法国育儿书《无蛮力分娩》到雪儿·海蒂的争议之作《海蒂男性性学报告》，乃至七十岁担任比尔·克林顿《我的生活》一书责任编辑……而这些销量惊人的畅销书，都是他担任编辑、与作者不断沟通、共同工作的结晶。
他说：“本质上就是把个人激情传递给大众的行为。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每当我偏离这个原则，缺乏热情地出书时，结果总是不太好。”对于出版各种在文学作家、评论家眼中不入流的类型小说，戈特利布有一套理论。他通过与《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的合作，明白了“类型小说是怎样运作的，某个作家怎样让其自身成为一种类型。侦探小说是类型小说，而阿加莎·克里斯蒂把她的侦探小说变成一种类型；间谍小说是类型小说，而约翰·勒卡雷把他的间谍小说变成一种类型。我总是欣喜地发现，阅读大众的选择通常都是对的。的确，是有很多二三流的类型小说家非常畅销，但总体来说，最畅销的是那些在他们的领域写得最好的作家。”
戈特利布的这种激情，就体现在他因阅读习惯而获益的超高工作效率上。身为西蒙-舒斯特和克瑙夫两大顶尖出版社的总编辑，戈特利布的“奇葩”之处在于他并不是签下作家就交给手下编辑了事。他喜欢、也擅于和作者一起工作。在克瑙夫出版社，他每年要编辑三十本书！（环顾国内，有哪家出版社的总编辑能做到）在《我信仰阅读》中，戈特利布也向所有年轻编辑道出了他高效的秘诀： 专业主义。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憧憬出版业的新人灌输让他们扫兴的“新闻”：你不能给自己强加天赋，但你可以强加效率。我一个晚上或者一个周末读完书稿的习惯对我事业的起步肯定是有帮助的——经纪人高兴，作者更高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分数，只不过是抑制不了好奇心。而且读书稿、做编辑工作有什么可延迟的呢？你迟早都得做这些事，马上就做并不会比无论出于什么错乱的原因而以后再做要多花时间。莉齐在我八十岁生日派对（另一个我成年后“遭罪”的生日派对是四十岁那年）时回忆道，她是在“现在就做。把事情做好。检查，检查，再检查”这些口头禅的陪伴下长大的。我是在自己的晚年不知不觉开始写作，才完全体会到这样做是多么正确。当我向编辑交一篇约稿或者书稿的一部分，然后等几天，有时是几周，等编辑的回复，这真让我抓狂——既焦虑得抓狂，也愤怒得抓狂。我期望别人对待我就像我以前对待别人那样。“编辑自始至终是一种服务型工作”
话说回来，无论戈特利布出版了多少五花八门的畅销书，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首先是小说编辑。与所有编辑的偶像麦克斯·珀金斯一样，他始终恪守编辑的本分，强调编辑自始至终就是一种服务型工作：“我们要随时服务作者和书。”他认为，编辑应该躲在幕后，对读者和评论者隐身。编辑的任务是帮助作家达到目标，而不是将自己的印迹留在作家的作品中。编辑出版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戈特利布编辑生涯中里程碑式杰作。他为了这部书稿等待了四年，花费无数时间建议海勒如何修改。当约瑟夫·海勒成功后，他非常急于把戈特利布所做的贡献告诉公众。有一天戈特利布读完海勒给《纽约时报》的采访稿，赶紧打电话请海勒把提到他的地方删掉，“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不应该让读者知道编辑对书的干预作用；他们有权认为，他们正在读的书全部来自于作者。”
从此以后，心领神会的约瑟夫·海勒再也不特意对外强调编辑的贡献。不知道戈特利布写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想起数十年前，托马斯·沃尔夫正是因为不堪忍受外界讥讽他的作品《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是他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编辑加工的结果，而负气离开为他付出无数心血的珀金斯？每一个编辑应该记住这一点。戈特利布的这种服务精神，也体现在他非常善于维系与作者、经纪人和团队的关系之上。1970年12月，克瑙夫出版社年仅42岁的编辑大卫·西格尔猝死，过了几天，戈特利布的女儿出生，他在医院里给大卫·西格尔的作者辛西娅·奥齐克打电话说：“别担心，你没有被抛弃，你的编辑去世了，但我还在，我会当你的编辑，出版你的书。千万别认为你被抛弃了，没有方向了。”数十年后，辛西娅·奥齐克对这一幕仍记忆犹新：“那是我此生最感动我的慷慨之举之一。它发生于诞生、死亡、困惑、悲伤之间。如今，我写作时仍时常想，好像有一只鸟站在我的右肩上，监督一般看着我在干什么。我希望得到这只鸟的赞许——我一定要得到。这是一只挑剔的鸟，也许是一种负担，但也会给我认可。这只鸟就是鲍勃·戈特利布的灵魂。我在写的作品，写完以后就要给他看，我要让他满意，更进一步说，是让他高兴。”
但戈特利布的这种服务精神又并非毫无原则、为了利益一味讨好作者。在这部回忆录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编辑与作者的冲突是他与罗尔德·达尔的决裂。众所周知，罗尔德·达尔的一系列童书，《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詹姆斯与大仙桃》等作品，在戈特利布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出版社的摇钱树。然而达尔个性挑剔，“对出版社员工的态度实在太挑剔、粗鲁，没人愿意跟他工作……他对克瑙夫出版社的态度越来越无礼和不可理喻。秘书们像被佣人一般使唤，他既会当着人的面也会在信中发泄怒火，当兰登书屋社长鲍勃·伯恩斯坦不接受他在金钱上无度而挑衅般的要求时，我们在他愤怒的回复中感觉到反犹主义的味道。”谁也想象不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铅笔。达尔写信要克瑙夫的编辑给他买一种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的铅笔。编辑没买到，给他买了另一种铅笔。达尔就给戈特利布写信，牢骚满篇，“威胁如果我们不顺从，他就离开克瑙夫，我决定再也不能忍让了，迅速给他回信说，问题并不是他是否会离开，而是我们是否要继续迁就他。结果就到此为止了。从财务盈亏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愚蠢的举动，但又令我感到痛快，尤其是这么一来，我在所有被他凌辱过的同事当中成了英雄。”戈特利布究竟是愚蠢，还是有个性呢？《我信仰阅读》的结尾不无伤感。自该书英文版2016年出版后，四年又过去了，罗伯特·戈特利布已经89岁高龄。他自1971年开始合作的作者、传记作家罗伯特·卡洛写作多年的《林登·约翰逊传》第五卷在延迟多年后，仍未写完。“即使时间的战车载着我呼啸而行，我永不会忘记鲍勃·卡洛正带着《林登·约翰逊传》第五卷在后面追赶。希望他写完它。希望我能出版它。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能让我最终放下黄色的2号铅笔呢？”衷心希望，这对八十多岁的老人能够完成他们各自最后一部作品。
这篇文章来自我们坚持打开的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即可阅读更多优质文化内容。《我信仰阅读》
1955年，一位酷爱阅读的年轻人加入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他一路升至主编，又跳槽到负有盛名的克瑙夫出版社当总编辑，后来还曾执掌《纽约客》。70岁时，他成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编辑，做出了数月狂销200万册的克林顿传。他，就是罗伯特·戈特利布。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
他如何定下《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个经典书名。
他如何一眼识破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匿名写作。
他为何对克林顿说出“不是我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
以及他群星璀璨的作者名单和那些必读之作的背后故事。
他的出版成就离不开阅读，阅读就是他的信仰。翻开这本书，这位传奇出版人将带我们走进美国出版的黄金时代。